黃國有日本人?關於"支那人"

虛竹

目前，大部分中國人認為「支那」是一個蔑稱。但是，也有人認為將「支那」視爲蔑稱是一種誤解。他們認為正如英語中 China 不是蔑稱一樣，支那只是對中國這一個地域不帶「中央帝國」（Central Empire）色彩的客觀稱呼，或只是一個輕蔑性不高的稱呼（實際上冒犯性比以倭寇稱呼日本人低許多）。[2]

然而問題是，有大部分人認為如果一個稱呼在聽者心目中是蔑稱，那就是蔑稱。譬如：非裔美國人（即美國黑人）中，很多在種族上屬尼格羅人種，但有大部分人認為稱呼一個黑人是「尼格羅（en:Negro）」則被視為是蔑稱。再如英語中 en:Chinaman （中國佬）從字面上是「中國人」的意思，但中國人認為有是貶低的意思。或者日本自稱的 やまと 的漢字寫法可以是「大和」，也可作「倭」，但現代中文中稱呼日本人為「倭」或「倭人」往往有輕蔑的意思。

from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 ... 3&variant=zh-hk

你係咪成日都覺得自己比人逼害?

均哥

原帖由 sato0230 於 2008-8-9 07:08 PM 發表
支那人 自大 自私 唔衰得 死要面 但內心又自卑 4千年黎都係咁 無得救

垃圾民族

佢話緊自己民族??
咁都講出口..
你做日本人好d喎
我平時睇到以前日本人二次世界大戰既時候
佢地咁對我地d中國人...我個心勁酸..勁想打爆哂d日本人...
果2個原子彈真係搞到我心都涼理...
不過戰亂既時候中國損失最大..
搞到我地家破人亡..周圍姦人...周圍開槍..就係你d父母所作所謂

c2255655

原帖由 虛竹 於 2008-8-9 08:28 PM 發表
目前，大部分中國人認為「支那」是一個蔑稱。但是，也有人認為將「支那」視爲蔑稱是一種誤解。他們認為正如英語中 China 不是蔑稱一樣，支那只是對中國這一個地域不帶「中央帝國」（Central Empire）色彩的客觀 ...

我唔覺得距系度講緊我.
只不過支那人一詞.你不如去問下你家長罷.
上網查資料?
等我比D更詳細你要麼?

c2255655

支那人
在明治時代，日本人侮辱中國人的綽號是“豬尾巴”或“豚尾奴”。甲午戰爭後，支那這個稱號。便開始流行起來了。
　　
在《畫報·近代百年史》第6集第483頁，關於甲午戰爭之後的情況，有這麼一段描述“小孩子侮辱留居日本的中國人的情景，使外國記者也大皺眉頭”在一幅畫上，有兩個中國人為日本小孩子所侮辱，旁邊雖然有日本警察，並不加以製止。
　　
這幅畫的附加說明如次：“日本勝利！支那敗北！”——清國人走到街頭，總是聽到日本小孩子這類侮辱性的叫嚷，而日本警察卻總是視若無睹，袖手旁觀。
　　
從這時候起，日本人所稱的“支那”這個名詞，似乎另有含義。
　　
當時的首批留日學生十三人中有四人中途退學歸國，原因之一就是忍受不住“豬尾巴！豬尾巴！”之類的嘲弄。
　　
這時候，中國人對“支那”或“支那人”之類的詞，還沒有產生太大的反感。
　　
留日學生所發行的《大陸》雜誌的發刊詞，有這麼一句話，“善哉！我支那之大陸乎？…………陋哉！我支那之大陸乎？”
　　
支那這一稱謂，不但出現於中國人的文章，甚至用做書名。
　　
例如：
　　
《支那三百年史》，三宅雄太郎著，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支那史要》，石春攢次郎著，陳毅譯，上海廣智書局發行。同書的另一譯本是《支那四千年開化史》，支那少年編譯，上海支那翻譯社出版。
　　
梁啟超的筆名之一即為“支那少年”。他的著作《李鴻章》封面上用“支那之怪傑”為題簽。
　　
黃興等人所創辦的雜誌，題名為《二十世紀之支那》。
　　
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生部存藏好幾冊畢業紀念提名錄，稱作《鴻跡貼》。其中第四冊（1907年度的一部分）共有95人執筆提名，有33人只寫名字，不附籍貫，但在附籍貫的62人中，其中有18人寫支那，12寫清國，7人寫中國或中華，25人不附國號。在這裡，使用支那這個國號，是含有否定清政權的革命意義的。
　　
1911年版的《普通百科大詞典》所收“支那”和“支那語”多條，並不含有任何厭惡的含義。
　　
由以上可得，在大正時代（1912年--1926年）初期，“支那”一詞似尚未成為問題。但是，以“支那”為國號，由於不知道日本人的葫蘆裡賣的什麼藥，中國人心裡畢竟還是有那麼點不舒服的。
　　
聽到日本人口稱“支那”而感到不快，是在二十一條、出兵西伯利亞、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等事件，日本的野心接二連三暴露之後的事了。
　　
在王拱壁《東遊揮汗錄》（1919年11月初版），收錄了《日本外交之概略——對支那的根本政策》一文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
　　
倭近五十年來之外交真相，舍對華而外實無外交價值之可言。蓋倭人戰勝前清以來，即稱我華為“支那”，垂為國民教育。且多方解釋支那二字如無意義適可代表華人之蒙昧者，於是支那二字乃風行三島，以資倭人輕侮華人之口實。每逢形容不當之行為，則必曰支那式，藉以取笑，此等教育早已灌輸入其國民之腦海。時至今日，雖三尺小童，一見華人，亦出其一種醜態，曰：“支那人”“支那人”。恍若支那二字，代表華人之萬惡也者。此皆由倭人“對支那根本政策”作成之教育，非一朝一夕之故，況現在倭人正事推廣此種教育，以增長其國人之侮華程度。
　　
在這段文字之後，王拱壁做了註釋，指出支那二字從印度而來。 “支”即為隋，而“那”是語尾。本來是“摩訶至那”（大隋）之意。他這樣說：
　　
縱有人稱我以外號，亦當稱“摩訶至那”。今假扮[日本]以宗承華夏之族，吟哦漢文之種，講誦佛經之地，不惟中華民國四字、中國二字為彼邦所不齒，即摩訶震旦亦不我稱。稱我支那又將冠詞“摩訶”二字削去。報界及著作均用“支那”二字，政府公牘則舍“中華民國”四字之簡，而用“支那共和國”五字之繁，是對我不但無國際敬禮，並不以國家視我也。是我中華民國成立八年而倭人尚不承認也。尤憶當民國肇造之初，倭人聞我將以“中華民國”民我國，即由著名浪人某固請我民黨領袖，易之以“大漢”，希冀離我五族，從可知堂哉皇哉之“中華民國”四字早為島國君民所不喜矣，推其用心，直不願地球有中華民國之產出也。
　　
從這個時候起，中國人對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詞，非常反感。
　　
若從文字的立場來看，“支那”這一詞彙是中國人用漢字音譯印度語而來的，千百年來，沒有變化。不過，在尊敬和鄙視的場合下，其音調完全不同。因此，出自日本人口中的“支那”一詞，其音調也有變化。後來他們從明治時代對所謂“豚尾奴”的態度來對待“支那人”，故使中國人反感。故此，在明治時代使中國人覺得無所謂的“支那”一詞，後來卻成為了大問題。
　　
1930年，中國政府對1919年以來國人所關心的國號問題作了反應。據同年5月27日《東京朝日新聞》報導：
　　
今起禁用“支那”稱呼——國民政府訓令外交部
　　
[南京26日電]日本人稱呼中華民國為“支那”，素為中華民國所厭惡，今日國民政府對外交部發出訓令如下，以顯示其禁絕“支那”稱呼的決心。
　　
中國政府中央政治會議鑑於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支那”一詞稱呼中國，而日本政府致中國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稱中國為“大支那共和國”，認為“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故敦促外交部從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須大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本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
　　
十日後，在6月5日《東京朝日新聞》的角笛專欄（讀者來函）中，出現了這樣一篇文章：
　　
“支那”與“中華”
　　
據南京電訊，支那政府已決定不接受一切來自日本政府而使用“支那”一詞的公文。今後的公文往來，一律使用“中華民國”。
　　
但是，“中”及“華”之語，是自古以來支那對夷狄傲慢的自稱。然而，在支那境內的東夷西戎及南蠻北狄，久以統屬所謂“中”或“華”的版圖內，故對內部而言，早該沒有中、華、夷、狄之別。
　　
今日對外擬用“中華”之名，其實含有鄙視列國為夷狄之意，可謂無禮之極。故此，在討論使用不使用“支那”稱呼之前，實宜先行以適當文字，取代“中華”二字的稱呼。
　　
況且，支那政府並不能判明“支那”一語的起源。此語自遠古時代使用以來，並無包含侮辱之意。就法理而言，支那政府理論上可決議正其國名為中華民國，而不作支那。惟堅決拒絕一切習慣使用之稱謂，態度未免太過激烈。尤其中華民國本身寫做英文名稱作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其中的China，敢問難道不是支那嗎？ （士朗）
　　
同欄在6月8日刊出《中國之稱呼》為題的短文，駁斥上文。
　　
正如士朗氏在本欄（5日）所指出，國民政府決定拒絕接受使用“支那”一語的公文，同時自訂英文名為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確不免有些自相矛盾。不過，對方希望改稱為“中華”或“中國”，我國是沒有理由置琢的。
　　
人的姓名，即使不符合其本人性格，誰都不會因此而不稱其姓名的。國名既然是專屬名詞，不管它是否傲慢無禮，大概亦不應去之而後快吧。準此而言，我國“日本”之個名稱，在外國人看來，也許亦會認為是個自尊自大的名稱啊！
　　
“支那”一語，即使不含侮辱的意思，但究竟不是正式的國名。若仍堅持用之，就好比以綽號稱呼人家，難免招惹人家的不快。我們不但不應該責難其國名過於美麗，要求改易，反應該承認彼等所認為正當的名稱。這才是民族間交際的正當禮儀。
　　
有關此次遠東大會的報導，多數新聞報章已改稱中國為“中華”，本人甚為高興，新聞界走在社會的前端，今後的報導，極應做如是的改革，是所至祈。 （實東②）
　　
1930年底，雖然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國”為“中華民國”，但社會上一般書面語及口語，仍然沿用“支那”名稱。對此，雙方一再反复辯駁。總之，日本人並無決心放棄“支那”一詞的使用。
　　
1940年，當中日戰爭之際，大眾作家菊池寬以國民使節的身份訪問佔領區後回來，在《文藝春秋》雜誌撰文，主張日本“此時似宜改掉對支那人的稱呼”，頗引起社會關注。 1941年，大政翼贊會為了“宣撫”佔領區人民，呼籲停止使用“支那”一詞，該用中國稱號。雖然改變稱號的問題在新聞雜誌上熱烈討論過一陣子，但最後還是沒有效果。
　　
而日本人喜歡使用“支那”拒絕使用“中國”的心理，直到戰後依然繼續保存下去。具有這種心理的人，以從事中國研究及與中國有關係的人為多，其他人士對這類問題大體上並不關心。下面讓我們舉津田左右吉和谷崎潤一郎二人的作品為例吧。

[ 本帖最後由 c2255655 於 2008-8-9 08:44 PM 編輯 ]

c2255655

我一直稱支那為支那，用日本字母寫為シナ。支那這個名稱，並不是自古以來支那整體的地理名稱、民族名稱、或我們所指的國家名稱，而是秦漢唐宋等不斷變化的王朝名稱而已。當我們考慮把自古以來的支那視為一歷史整體時，以“支那”一詞稱其最為恰當，而且此亦為世界所通用。中華民國這個國名，是該國成立之後的名稱，並非從古至今的通稱。秦漢唐宋等實為王朝之名，其名互異，但同為支那則一。故在正式場合及政治意義上，須以中華民國作為今日之支那的國名，但不能同時以之指稱昔日之支那。特別在指稱古代文化的時候，我們斷不能用此。又，“シナ”一詞寫成支那，原無任何含義，有人寫成“至那”或“脂那”，亦有人寫成“震旦”或“振旦”（震、振兩字互通） ，我則寫做“シナ”。此名雖然由秦而來，但其意義卻與秦迥異。 （津田左右吉）
　　
甲午戰爭時，吾人稱中國人為“Chanchan"(豬尾巴豬尾巴），又稱之“bozu”（禿子）。此於歐美人士稱吾人為Jap之意義相同。然而，稱Chanchan時，其音色尚帶有許些好感，Jap就完全不是滋味。 Chanchan是因當時日本小孩子覺得有趣好玩而來的，至於連著bozu一同稱呼中國人者，皆為幼童。不過，這個對中國人甚為無禮的稱呼，到了他們廢除蓄辯之後，我等亦漸漸不再使用。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大約在1946年左右，報載郭沫若氏的談話：“日本稱我們中國人為支那人，這個令人感到不愉快的事。這個他們輕侮中國人的證據，今後宜加改正。”——正確字句我已記不起來，但的確是讀過這樣內容的新聞報導。像郭氏這樣精通日本事情的人，也作如是觀，真使我感到意外。戰後，我們不再使用引起中國人不快的支那一詞，盡量使用“中國”來代替，這都是事實。我輩文人，有些人使用支那一此，其心理與歐美人士使用China一語，並無二至，故不得謂此詞在戰前含有輕蔑之意。 （實藤注：對於古代來說，或許如此，對於現代來說，則不無可疑之處）又，日本內地自古便有“中國”這個地名，用起來容易與支那引起混淆，故不得不以“支那”代替，其情形於稱“露西亞”為“蘇維埃”（soviet)一樣。 （谷崎潤一郎）
　　
大正時代（1912-1926）以後四十餘年間，日本人拒用“中國”這個稱呼，大抵有四種理由：
　　
1、“中國”是個傲慢的名稱；
　　
2、作為歷史上的通稱，除“支那”之外，便無更好的名稱；
　　
3、“支那”，亦即China，是世界性的名稱；
　　
4、日本國內有“中國地方”這個地名。
　　
以下讓我們仔細分析這四種理由可否成立：
　　
1、中國是個傲慢的名稱——這是通曉中國古典的漢學家的意見。他們認為支那人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是極其傲慢無禮的事！ “中國”是一個自高自大的稱號。古代的中國，自以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而稱東鄰為東夷，西鄰為西戎，南鄰為南蠻，北鄰為北狄，四周都是野蠻人，唯我獨尊，故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這不是傲慢是什麼，要使日本人接受這一傲慢的稱號，豈非是一種侮辱？
　　
日本人中也有承認“中國”這個稱號而視為理所應當的。古代日本確實是以上述意義看中國的，因為事實上中國是東亞文化的中心。直到與中國接觸之前，日本文化尚未發達。日本過去非常崇尚中國文化，派人到中國留學。這一點，只要翻開日本歷史便會明白。在室町時代，中國錢幣成為日本的貨幣，足利將軍雖受屬國待遇，磕頭向中國要錢，依然感到榮耀。故此，在古代的日本，不但從中國輸入精神文化，而且亦有過接受中國的物質援助的時代。
　　
不過，光看古代事物自然是不夠的。中國對自己的古代容或感到驕傲，但在鴉片戰爭以後，已痛感國勢衰弱。這種衰弱不但是在國力方面，連學問方面也承認了落後。這一點，中國人在五四運動之後，知道得更清楚。與西洋比較之下，總覺得事事不如人。故此，中國人已把中國這個國名看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在中國二字下面，劃上了一畫“專有名詞線”，除了表示是一個名稱之外，別無其他的含義。
　　
若不明白上述的演變便貿然說：“你的名稱好得可以，不許講！”——就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即使個人命名，大都取個好聽的名字，既是專有名稱，當然字字都可用。更何況是國名！ “日本”這個稱呼又何獨不然？所謂“日本”，即指太陽的出處，既意味著世界上最偉大的地方。其實，當地球是球體的事實已成為常識的今天，我們根本就不能再說什麼日出之國之類的話。但是，日本一詞現在還不是照用不誤？漢學者流所指“古代支那自高自大”，這一點誠然沒有說錯，但他們忽視以後的變化，因而犯了錯誤。
　　
2、作為歷史上的通稱，除“支那”之外，便無更好的名稱——對東洋史學者來說，這是個不可變動的結論。他們認為支那這個國家，自古以來便是“易姓革命”的國家，王朝老是變動，不像日本那樣“萬世一系”。秦、漢、唐、宋、元、明、清等不斷改朝換代。要稱呼總體的支那，沒有比支那更好的名稱了，這似乎是言之成理的說法。
　　
但是所謂“中國祇能有支那這一個稱呼”，到底是什麼時候和在什麼地方說起來的呢？時間這個問題容後討論，讓我們先看看支那一詞究竟是先在什麼地方說起來的。這似乎是在日本，因中國人通常是不會用支那這一詞的。
　　
那麼日本人所用支那一詞，是何時開始的哪？
　　
我輩在明治時代出生的日本人，是在一片“支那、支那”聲中成長的，自幼便以支那去看待中國。但稍微翻閱古籍，便可知道，支那一詞，從前叫做“唐”或“唐土”的。
　　
然則，支那一詞何時傳入日本？如何萌芽？又如何發育起來的哪？
　　
關於支那一詞的由來，大抵有五種說法。至於這個詞彙在日本成為學術上和歷史學上的問題，則是在甲午戰後的事了。日本人在此時喜用支那一詞是有其原因的。一說謂此時的支那是指“印度支那”；另一說謂支那在印度語中，表示智慧之義，而中國人具有優越的智慧，故得支那一名。最易被人接受的一說是：秦始皇聲威遠播印度，而秦字的的發音是chin，印度人在chin之後加上了母音，向東流入中國，向西流入歐洲。在歐洲，中國的讀法做Chi-na、China或Chine。而對中國人來說，則就成了支那二字。
　　
在日本古代，支那一詞不過是偶爾一用罷了。例如，在1106年出版的《東大寺要錄》扉頁，有“印度支那未嘗見聞”一語。在《今昔物語》中，有支那國。空海大師在其詩集《性靈集》中，有“支那台岳曼殊廬”之句。而在此時，或稱中國為漢土、為中國，而支那一語，多為標新立異之舉。
　　
必須指出的是：《東大寺要錄》、空海《性靈集》之類的著作，僅為學者所誦讀，一般人無從問津，故支那一語尚未成為日語詞彙。
　　
一直到1713年，在新井白石的《採覽異言》中，才正式成為日語詞彙。
　　
而支那一詞在日語中生根成長，似是明治時代（1868～1912）以後的事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舞台劇本推測而知。順著默阿尼的劇本及其他書籍的寫作年代，便可知在明治以前並不使用支那一詞。 1869（明治2年）的《遺失的藥》卻有“支那”一詞，附上“morokoshi”（唐土）的發音，但也只在“從支那（唐土）到天竺”一句中出現。劇中仍稱唐人而非支那人。
　　
而到了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同年10月，在竹柴其水的劇本《會津產明治組重》中，支那一詞出現二十七次，而且Chanchan也不時出現。很明顯，上述語彙在這裡是充滿輕蔑意味的。
　　
1895年（明治28年），李鴻章到馬關議和，結果日本獲得了二萬萬兩白銀賠款及割讓台灣。日本因此洋洋得意，對中國的態度也開始變的輕蔑起來。 “支那”一詞也從此在日本語言中生根，而且很快地邊融混了輕蔑之意。
　　
從歷史發展過程上看，無論過去還是現在，日本所使用的“支那”一詞，在日本原來是無根的。日本用支那去取代二千年來沿用的中國，只是近六十年光景的事。關於這一段歷史，歷史學家本身是曾想過的，和一般人也當談論過的。但正如前言所言，由於好惡的感情先入為主，學問的界限也就模糊了。
　　
但只要我們一翻開史籍，事實就擺在眼前。從前我們說“唐土之唐帝玄宗”；1895年以後，改說“支那之唐朝玄宗皇帝”。在過去的五十餘年間，硬不肯說“中國之唐朝玄宗皇帝”。
　　
3、支那即China說。有人以為China一詞是世界性的名稱，故可接受。所謂世界性的名稱，亦即學術性名稱。這一說，咋聽似乎無甚麼大問題，其實也難成立。理由很簡單，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國，並不自稱“支那”；也就是說：支那並未形成世界性名稱。事情很明顯，世界性者云雲，並非那麼的學術性。
　　
4、不稱中國為支那，就會和日本國內的“中國地方”引起混淆。這就是說：完全是為了避免玷污日本語的純潔性！很多人都相信這一套，我也不例外。是故，才認為必須改支那為中國。這不但是為了敦睦友邦，而且是為了改正日本本身不合理的地名。日本國內的“中國”是什麼意思哪？原來古代官吏往來於京都和九州太宰府之間，“中途之國”的中國地方是必經之路，“中國”因此得名。現在，太宰府早已廢除，京都也不再是首都了，“中途”的意義也早就失去了。因此，為了日本語言的純潔性，我希望廢棄這個名字。日本國內早就了“中部地方”、“東北地方”這些地名，因此我想，將“中國地方”改成“西部地方”。不僅在地理上貼切，而且從國際關係的考慮上也是應該接受的。
　　
除了上述四說之外，還有以下的奇說。即支那人厭惡支那二字。 “支”有分佈之意，而“日本”有本家之嫌。因此，如不用漢字，改用假名，當可無事。
　　
簡直是小兒之見。今日中國人所討厭的，並不是字面問題，而是支那一詞的讀音——包含著輕蔑感情的讀音。該詞在清末並未混入此等感情，故相安無事。該詞之所以必須廢除，並非是為了文字問題，而是該詞的讀音令人憎惡的緣故。
　　
總之，日本出現多種多樣反對改變“支那”一詞的論調，完全違背了中國人的意願。直到戰敗投降，才有轉機。
　　
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務次官發出《關於避免使用支那稱呼事宜》通知，下達各新聞雜誌社、出版社；同年7月3日，教育次官將通知轉發各大學和專科學校。
　　
通知內容如下：
　　
往昔通常用支那二字作為中華民國之國名，今日應改用中國等稱號。查支那之稱呼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者。鑑於戰後該國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該詞，故今後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該國所憎惡之名稱。
　　
要言之，除不再用支那一詞外，不妨使用：
　　
中華民國、中國、民國、中華
　　
中華民國人、中國人、民國人、華人
　　
日華、美華、中蘇、英華
　　
至於在歷史性、地理性或學術性敘述之場合，例如：東支那海、日支事變等，萬不得以時方可破例使用。
　　
又，現今之滿洲即稱滿洲，不得稱為滿洲國，附帶通知如上。
　　
　　
　　
　　
“支那”一詞在歷史上並無貶義
1，“支那”這個詞是中國人自己發明(翻譯中的創造)的。 “支那”這個名稱，起源於印度。印度古代人稱中國為“chini”，據說是來自“秦”的音譯，中國從印度引進梵文佛經以後，要把佛經譯為漢文，於是高僧按照音譯把chini就翻譯成“支那”。同為印歐語系的古羅馬稱中國為Sinoa，後來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來自這個語源。
2，在很長時期內，“支那”是對中國漢人的尊敬。清朝，中國漢人處於滿族的統治之下，當時的日本，還是一個亞洲革命的聖地，許多反清的仁人誌士都在日本得到支持，在“中國”這個詞還沒有被民眾公認之前，所以很多革命家直接借用日本稱呼稱自己是“支那人”。如，宋教仁在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的雜誌，梁啟超用“支那少年”為筆名，還有許多人，自稱“支那人”，拒絕承認自己是“清國人”。
3，sina與“支那”無關。在日文中，“支那”的日語字母是しな(羅馬拼音字母為：shina，而不是網上所說的sina)，同時，しな漢語拼音的擬音讀法是xina。況且，只有當しな用羅馬字母拼寫出來的時候，才會出現shina這樣的情況。
4，我們長期把中南半島成為印度支那半島(indochina、indochine)，印度支那者，就是說，這塊土地介於印度與中國之間,“印度支那”中的“支那”也就是指中國，我們一直不認為這是含有貶義的。

[ 本帖最後由 c2255655 於 2008-8-9 08:46 PM 編輯 ]

gobby

KAI子無視就可以!!
理佢不如打多個人仲好

victorl02429

平時以為默戰係獃子
估唔到都有一股愛國心
今次抵撐你!
請sato小日本島國國民回鄉!

wonghoi

今次我認同
sato今次真係好過份

oh

刀遊們 見到呢位日本人sato識做啦 好好招呼佢

c2255655

原帖由 虛竹 於 2008-8-9 08:28 PM 發表
目前，大部分中國人認為「支那」是一個蔑稱。但是，也有人認為將「支那」視爲蔑稱是一種誤解。他們認為正如英語中 China 不是蔑稱一樣，支那只是對中國這一個地域不帶「中央帝國」（Central Empire）色彩的客觀 ...

好好睇睇咩系"支那".你甘嘅資料,你就知?
支那本身無惡意,但背後含意你可知?

c2255655

原帖由 victorl02429 於 2008-8-9 08:43 PM 發表
平時以為默戰係獃子
估唔到都有一股愛國心
今次抵撐你!
請sato小日本島國國民回鄉!

我唔覺得我自己有幾愛國情操,但系睇到甘樣一個詞出自一個"中國人"口中,覺得XX佐.

mikan0216

扮日本人覺得好潮? (笑)
佢想做日本人一d都唔配
扮哂野咁影衰哂d日本人
真係可憐想做日本人做唔成結果做埋叛國賊ww

[ 本帖最後由 mikan0216 於 2008-8-9 10:00 PM 編輯 ]

全職學生三世

原帖由 c2255655 於 2008-8-9 02:45 PM 發表
想做日本人就去.無人會留你


順便講講.PING....睇圖.


唔知支那人一詞,可以睇睇#44.45.有詳細資料

98282



"日本人"現身

「支那人」和「東洋鬼子」都收聲

兩國人民都是受到政府洗腦教育的犠牲品

加上會打中文的,「絶對」不會是日本人

c2255655

原帖由 全職學生三世 於 2008-8-9 09:29 PM 發表

「支那人」和「東洋鬼子」都收聲

兩國人民都是受到政府洗腦教育的犠牲品

加上會打中文的,「絶對」不會是日本人

試問我個人唔覺得日本人討厭,反而都幾鍾意日本好多野...
但系個SATO講D甘野.加埋距自己心底個意思,有咩性質.大家心知肚明```

davewong1209

sato=倭寇

倭寇=

隨著時間的推演，倭寇一詞所指的，不一定都是來自日本的海盜，明史『日本傳』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盜大概只佔三成；而朝鮮正史『世宗實錄』(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記載「然其間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民假著倭服成黨作亂」，可見所謂的倭寇，大多數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朝鮮人或中國人等冒名或混雜其間作亂。

所謂「倭寇」一辭的由來，是從『高句麗廣開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記載「倭，寇○○(某地名)」而來，在此「寇」當動詞，即「倭人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後「倭寇」二字作為名詞獨立，用以稱呼來自日本的侵略者。另一方面，在16世紀豐臣秀吉對朝鮮半島出兵、以及中國的抗日戰爭裡，兩國的人民都稱呼侵略的日本軍為「倭寇」。而在往後的排日風潮中，倭寇更成為敵視日本人的用語。


[編輯] 前期倭寇及後期倭寇

16世紀的日本海盜雖然大家同被稱為倭寇，但兩者的成份其實分別很大。根據年代大致可以分為「前期倭寇」及「後期倭寇」。


[編輯] 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是以日本海盜為主，主要攻擊範圍為當時臣服於元朝的高麗。由於先前臣服於元軍的高麗軍，在元世祖忽必烈兩次進攻日本的軍事行動中，對日本的對馬、壹岐、松浦、五島列島等地的居民進行屠殺，因此前期倭寇以這些地區的殘存者為主要構成份子，對於朝鮮沿海進行含有報復式的海盜行為，目的一方面在於奪回被俘的島民，一方面則在掠奪糧食以彌補因遭虐殺而下降的農業生產力。朝鮮史取對馬島、壹岐島、平戶島三地之名，稱為「三島倭寇」（以平戶藩松浦家為核心）。清朝的徐繼畬所著「瀛環志略」，以及朝鮮的安鼎福所著「東史綱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於朝鮮人(高麗人)配合蒙古侵日行為所引發的報復。

後來日本進入南北朝的分裂狀態，倭寇的活動也由於政府管制力減弱而加劇。由於前期倭寇對於日本與明朝、高麗貿易造成破壞，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對日本南朝發出討伐倭寇的要求，隨後敕封討寇有功的南朝征西將軍宮懷良親王「日本國王」（後醍醐天皇之子）的稱號。之後北朝（室町幕府擁立）統一南朝後，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再度進行討伐，隨後受封為新的「日本國王」。

李氏朝鮮的開國君主李成桂因為討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聲望和勢力，後來進行政變取代高麗王朝建立朝鮮王朝。之後隨著明朝與日本間勘合貿易的盛行，以及對馬島與朝鮮之間的貿易開放，前期倭寇也逐漸式微。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為主體，故被稱為「真倭」。


[編輯] 後期倭寇
明成祖發動政變，奪取政權，遷都北京後，據說建文皇帝在南方的殘餘勢力與日本海賊合作，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報復性侵擾，由於這些南方人體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這名詞來稱呼由日本人與南方中國人所組成的海盜集團。

明成祖晚年，由於陸上北方威脅已除，南方鄭和下西洋以後，激增的海陸來往也帶來了漸盛的倭寇侵擾，遂實行海禁政策，只開放勘合貿易(官方許可貿易)，但後來到了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爆發了寧波之亂，加上稍早時，葡萄牙人入侵發生了屯門之戰與西草灣之戰，此後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機，明朝遂宣佈中斷一切貿易，期望以圍堵的政策來減輕倭寇的威脅，但也斷絕許多自唐朝以來整個貿易產業鍊相關從業人員（魚業、手工業、造船業、貿易）的生計，致使貿易地下化，商業糾紛無從解決，遂轉成武力報復，倭寇之亂不減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亂。

後來的發展上，明人王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王直曾上書朝廷請求開海禁，被拒絕後，把基地設在日本的平戶藩，以反對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國人為基礎，與日本人、佛朗機人合作進行走私，在後期倭寇中，很為知名。胡宗憲、戚繼光與俞大猷曾參與討伐倭寇的軍事行動。

15世紀半至16世紀，其活動舞臺為中國沿岸、東南亞方面，成員以中國人及朝鮮人為主，被稱為「假倭」。此時期倭寇發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國的生產力增加，但卻施行海禁政策。史書所見的最後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推其禍始，乃由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為市；而閩浙大姓沒其利，陰為主持，牽連以成俗。當時撫臣朱紈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為蜚語中之，而紈驚死矣。紈死而海禁益弛，於是宋素卿、王直、陳東、徐海、曾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為難。自淮揚以南至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始慘矣」。


[編輯] 之後的東亞海上貿易活動
由於豐臣秀吉發布八幡船禁止令（海盜行為禁止）的影響，倭寇的活動開始減少，東亞的海上貿易也因此平靜不少；而類似支持反清復明運動的鄭芝龍與鄭成功之類的武裝海商集團也是存在的，但是已經不稱其為倭寇了。


[編輯] 倭寇的影響
明朝與高麗、李氏朝鮮都曾經對室町幕府要求取締海盜行為。明朝甚至於與日本發展了勘合貿易。而高麗王朝的滅亡與李氏朝鮮以倭寇根據地名義進攻對馬島也是受到倭寇的影響。


[編輯] 八幡船
日本室町時代到江戸時代的海盜船通稱為八幡船，這是由於倭寇以「八幡大菩薩」作為旗幟。


[編輯] 蜈蚣陣
史學家黃仁宇在著作《萬曆十五年》中敘說蜈蚣陣是倭寇常用戰法。

倭寇乘大船靠海，紛改乘小船上岸，每人都手握武士刀，裸身，僅著丁字褲，隊長則另拿執扇，一隊8人，上岸少則10隊，多則數百隊，隊長邊走邊搖扇觀察目的物；當隊長把扇子往天上拋丟時，餘8名倭寇便拖著掃刀，以日語怪叫（例如：「バカヤロ！」）奔跑，開始劫掠攻擊。
一把接一把扇子拋丟起來，就是大股倭寇發動攻勢！劫掠完，便以擔挑、袋揹、馬馱載財物金銀回海邊，上船返日本。
倭寇中惡劣者還會在人家廚房鍋裡排泄糞便。

[編輯] 活動地區
倭寇的根據地包括日本的對馬島、壹岐、平戶島、五島列島，以及中國、朝鮮半島與的沿海島嶼、台灣島、海南島。荷蘭人未到臺灣之前，臺灣也是倭寇的活動據點，學者研究亦證明，在臺灣活動的倭寇，亦是漳泉一帶日本方面有貿易的著名海商或海盜，不是日本人。


[編輯] 知名人物
松浦隆信、許棟、王直、李旦、顏思齊、曾一本、鄭芝龍       [[[[SA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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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

一般定義
倭寇一般指13世紀至16世紀期間，以日本為基地，活躍於朝鮮半島及中國大陸沿岸的海上入侵者。曾經被歸於海盜之類，但實際上其搶掠對象並不是船隻，而是陸上城市。其相對應的西方入侵者是維京人和海上民族(en:Sea Peoples).在倭寇最強盛之時，他們的活動範圍曾遠至東亞各地、甚至是內陸地區。倭寇的組成並非僅限於日本海盜，只是由於這批海盜最初都來自日本（當時稱為倭國），所以被統稱為“倭寇”。及至後期，由於日本國內政治形勢轉變，加上官府的管制，日本人出海搶掠船隻的事件已經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來自中國和朝鮮的海商與海盜，他們依從著過去倭寇搶掠的方式繼續為禍於東海，也被歸於倭寇之列。



“倭寇”的引申意義
[編輯本段]
隨著時間的推演，倭寇一詞所指的，不一定都是來自日本的海盜，明史‘日本傳’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盜大概只佔三成；而朝鮮正史‘世宗實錄’(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記載“然其間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民假著倭服成黨作亂”，可見所謂的倭寇，八成以上不是真正的日本人，而是朝鮮人或中國人等冒名或混雜其間作亂。


“倭寇”的由來
[編輯本段]
所謂“倭寇”一辭的由來，是從‘高句麗廣開土王碑’(西元414年)碑文上所記載“日寇○○(某地名)”而來，在此“寇”當動詞，即“日本侵略(某地名)”之意，而之後“倭寇”二字作為名詞獨立，用以稱呼來自日本的侵略者。另一方面，在16世紀豐臣秀吉對朝鮮半島出兵、以及中國的抗日戰爭裡，兩國的人民都稱呼侵略的日本軍為“倭寇”。而在往後的排日風潮中，倭寇更成為敵視日本人的用語。




前期倭寇及後期倭寇
[編輯本段]
雖然大家同被稱為倭寇，但兩者的成份其實分別很大。根據年代大致可以分為“前期倭寇”及“後期倭寇”。
前期倭寇
前期倭寇是以日本海盜為中心，主要攻擊範圍為當時臣服於元朝的高麗。由於先前臣服於元軍的高麗軍，在元世祖忽必烈兩次進攻日本的軍事行動中，對日本的對馬、壹岐、松浦、五島列島等地的居民進行屠殺，因此前期倭寇以這些地區的殘存者為主要構成份子，對於朝鮮沿海進行含有報復式的海盜行為，目的一方面在於奪回被俘的島民，一方面則在掠奪糧食以彌補因遭虐殺而下降的農業生產力。朝鮮史取對馬島、壹岐島、平戶島三地之名，稱為“三島倭寇”。清朝的徐繼畭所著“瀛環志略”，以及朝鮮的安鼎福所著“東史綱目”，均指出倭寇的起因在於朝鮮人(高麗人)配合蒙古侵日行為所引發的報復。
後來日本進入南北朝的動亂狀態，倭寇的活動也由於政府管制力減弱而加劇。由於前期倭寇對於日本與明朝、高麗貿易造成破壞，初成立的明朝政府對日本南朝發出討伐倭寇的要求，隨後敕封討寇有功的南朝將軍“日本國王”的稱號。之後北朝室町幕府在南北朝合一後，由室町幕府將軍足利義滿再度進行討伐，隨後受封為新的“日本國王”。李氏朝鮮的開國君主李成桂因為討伐倭寇有功得到很大的聲望和勢力，後來進行政變取代高麗王朝建立朝鮮王朝。之後隨著明朝與日本間勘合貿易的盛行，以及對馬島與朝鮮之間的貿易開放，前期倭寇也逐漸式微。
前期的倭寇，是以日本人為主體，故被稱為“真倭”（以平戶藩松浦家為核心）。
後期倭寇
明成祖發動叛亂，奪取政權，遷都北京後，據說建文皇帝在南方的殘餘勢力與日本海賊合作，在中國東南沿海進行報復性侵擾，由於這些南方人體型上也比北方人矮小，所以沿用“倭寇”這名詞來稱呼由日本人與南方中國人所組成的海盜集團。
明成祖晚年，由於陸上北方威脅為除，南方鄭和下西洋以後，激增的海陸來往也帶來了漸盛的倭寇侵擾，遂實行海禁政策，只開放勘合貿易(官方貿易)，但後來到了嘉靖二年(西元1523年)爆發了寧波之亂，加上稍早時，葡萄牙人入侵發生了屯門海戰與西草灣之戰，此後沿海治安多次陷入危機，明朝遂宣布中斷一切貿易，期望以圍堵的政策來減輕倭寇的威脅，但也斷絕許多自唐朝以來整個貿易產業鏈相關從業人員（魚業、手工業、造船業、貿易）的生計，致使貿易地下化，商業糾紛無從解決，遂轉成武力報復，倭寇之亂不減反增，造成了嘉靖倭亂。
後來的發展上，明人王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王直曾上書朝廷請求開海禁，被拒絕後，把基地設在日本的平戶藩，以反對明朝海禁政策的南方中國人為基礎，與日本人、佛朗機人合作進行走私，在後期倭寇中，很為知名。胡宗憲與戚繼光曾參與討伐倭寇的軍事行動。


何謂“假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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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紀半至16世紀，其活動舞台為中國沿岸、東南亞方面，成員以中國人及朝鮮人為主，被稱為“假倭”。此時期倭寇發生的主要原因是明代中國的生產力增加，但卻施行海禁政策。史書所見的最後倭寇，在1624年7月侵犯福建沿海。 “推其禍始，乃由閩、浙沿海奸民與倭為市；而閩浙大姓沒其利，陰為主持，牽連以成俗。當時撫臣朱紈欲絕禍本，嚴海禁；大家不利，連為蜚語中之，而紈驚死矣。紈死而海禁益弛，於是宋素卿、王直、陳東、徐海、曾一本、許恩之流爭挾倭為難。自淮揚以南至廣海萬餘里，無地不被其殘滅，而閩禍始慘矣”。




之後的東亞海上貿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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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豐臣秀吉發布八幡船禁止令（海盜行為禁止）的影響，倭寇的活動開始減少，東亞的海上貿易也因此平靜不少；而類似支持反清復明運動的鄭芝龍與鄭成功之類的武裝海商集團也是存在的，但是已經不稱其為倭寇了。


倭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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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與高麗、李氏朝鮮都曾經對室町幕府要求取締海盜行為。明朝甚至於與日本發展了勘合貿易。而高麗王朝的滅亡與李氏朝鮮以倭寇根據地名義進攻對馬島也是受到倭寇的影響。



八幡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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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室町時代到江戸時代的海盜船通稱為八幡船，這是由於倭寇以“八幡大菩薩”作為旗幟。



活動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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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的根據地包括日本的對馬島、壹岐、平戶島、五島列島，以及中國、朝鮮半島與的沿海島嶼、台灣島、海南島。荷蘭人未到台灣之前，台灣也是倭寇的活動據點，學者研究亦證明，在台灣活動的倭寇，亦是漳泉一帶日本方面有貿易的著名海商或海盜，不是日本人。



知名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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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浦隆信（道可）、許棟、王直、李旦、顏思齊、曾一本、鄭芝龍



韓國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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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韓國正史《世宗實錄》中，敘述“前朝之際，倭寇興行，民不聊生。然倭人不過一二，而本國之民，假著倭服，成黨作亂。”《太宗實錄》又寫“或時，假倭為寇。”紀錄寇邊的倭寇，其組成實以韓國人為主。


其他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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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寇：古代日本海寇。日本古稱倭奴國，故中國古代史籍將這些日本海寇以及後來與之勾結的內陸奸民，通稱為倭寇。自元末至明萬曆年間，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敗將殘兵）、海盜商人和破產農民，不斷侵擾中國、朝鮮沿海地區，前後歷時達三百年之久。
明代倭寇的活動，以嘉靖朝為界可大體分為兩個時期。前期是從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間。元末，日本進入南北朝分裂時期，其內戰中的敗將殘兵、海盜商人及破產農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機，屢寇濱海州縣。洪武時，海防整飭，尚未釀成大患。經永樂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堝之戰，明遼東總兵劉江率師全殲數千來犯之倭後，倭寇稍稍斂跡。正統以後，因明代海防逐漸空虛，倭寇侵擾時能得手，致倭患又起。這一時期的倭寇成員多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擾外，還利用中日間存在的“勘合貿易”載運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則矯稱入貢；乘其無備，則肆行殺掠。總的說來，嘉靖以前，倭寇侵擾只限於個別地區，時間亦短，尚未成為明朝東南地區的嚴重禍患。
嘉靖以後，是倭寇活動加劇的時期。其原因有四：
①戰爭造成日本各階層人士的大量破產和失業，遂多流為寇盜；
②由於日本商業的發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慾望愈益增長，對中國大陸各種物資和貨幣的需求更加強烈；
③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實亡，無力控制全國政局，諸侯各自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將掠奪中國大陸視為利藪；
④這一時期有大量的中國商人、破產農民和失意知識分子等，由於各種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資本者糾倭貿易，無財力者則“聯夷肆劫”，成為嘉靖隆慶年間倭寇的重要組成部分，構成這一時期倭寇的一個顯著特點。如僑居日本的倭寇首領汪直、徐海、毛烈、陳東、葉明（葉麻）、鄧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為此類人物。他們夥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襲用倭人服飾旗號，乘坐題有八幡大菩薩旗幟之八幡船，侵擾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掠奪大量財物。但此時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問政事。嚴嵩專權，貪賄公行，致吏治腐敗，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戰船銳減，海防設施久遭破壞，為倭寇活動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機。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內氏使臣宗設、謙導與細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爭奪對明貿易，在中國土地上相互廝殺。宗設格殺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為名，大掠寧波、紹興一帶。殺擄明朝指揮劉錦、袁璡等，奪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動朝野的“爭貢之役”。此後，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懲辦宗設及倡首數人，放回被擄中國官民，繳還舊有勘合，遵守兩國所訂之約，如此方許換給新勘合，繼續貿易。日方沒有答复這些要求，致使雙方貿易實際中斷。由是倭寇走私貿易猖獗，並伺機多方擄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許棟、汪直等導引倭寇，聚於寧波境內，潛與豪民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東、南直隸、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大肆燒殺擄劫，江浙一帶民眾被殺者達數十萬人，嚴重破壞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威脅東南沿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激起中國朝野上下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憤怒反抗。福建巡撫在譚綸、戚繼光、總兵俞大猷等領導下，東南沿海軍民浴血奮戰，抗擊倭寇。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襲普陀山倭寇老營，重創倭寇，又在王江涇殲滅倭寇兩千人。四十年，戚繼光率戚家軍等在台州九戰九捷，痛殲入寇台州之敵。此後，戚、俞聯合，基本肅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繼光與俞大猷二軍配合，擊滅盤踞在廣東、南澳的倭寇。至此，東南沿海的倭寇最後蕩平。


今年學者觀點
[編輯本段]
近年來，有的學者對於倭寇的性質，提出新的看法，認為嘉隆間的倭寇，是明朝嚴行海禁造成的。它是中國封建社會內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東南沿海地區以農民為主力的，包括手工業者和商人等各階層人民在內的，反對封建地主階級及其海禁政策的進步鬥爭，這種鬥爭是中國封建社會內部的階級鬥爭，而不是倭寇為患。問題還在討論中，尚無定論。




倭寇罪行始末辯——兼駁為王直翻案風
[編輯本段]
倭，為中國古代對日本之稱。見於《山海經》、《後漢書》。故倭寇，實乃日本之海盜。
倭寇之發生，為明代最盛。然則，倭寇非明代之獨有，倭寇一詞最早見於文獻者為高句麗好太王碑文，此碑在吉林省集安縣。碑文於好太王十四年（紀元404年）條目載“倭寇潰敗，斬殺無數”。此乃日本學者田中健夫考證（《倭寇——海上歷史》）。
眼下，對倭寇罪行翻案者有之，扼腕者不乏，同情者大有人在，故為文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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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255655

倭寇罪行始末辯——兼駁為王直翻案風
[編輯本段]
倭，為中國古代對日本之稱。見於《山海經》、《後漢書》。故倭寇，實乃日本之海盜。
倭寇之發生，為明代最盛。然則，倭寇非明代之獨有，倭寇一詞最早見於文獻者為高句麗好太王碑文，此碑在吉林省集安縣。碑文於好太王十四年（紀元404年）條目載“倭寇潰敗，斬殺無數”。此乃日本學者田中健夫考證（《倭寇——海上歷史》）。
眼下，對倭寇罪行翻案者有之，扼腕者不乏，同情者大有人在，故為文以正。



1.倭寇之出現——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瘋狂侵略的非常情勢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保護國家安全和民眾利益的防範性政策，不是海禁引來倭患，而是倭患導致了海禁。



倭寇一詞出現於中國，最早見於《明太祖實錄》一書，記載了洪武二年倭寇劫掠山東、蘇州、崇明的情況。但是，倭寇對於中國沿海的掠奪絕非始於明朝，《元史.兵制二》記載1308年，日本商船焚掠慶元。這才是倭寇對中國最早的侵略，到明初，已經規模很大了。
基於以上史實，中國明史學會會長張顯清先生在其《關於明代倭寇性質問題的思考》中指出：“明廷的海禁政策是在倭寇瘋狂侵略的非常情勢下被迫提出的，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是保護國家安全和民眾利益的防範性政策，不是海禁引來倭患，而是倭患導致了海禁。所謂海禁是有條件的，局部性的，而不是一般的反對所有的海外通商，不是完全禁海，不是閉關，官方市舶貿易非但沒有禁止，有時還很活躍，並於正德年間出現了由市舶貿易向海外市場貿易轉變的趨勢，只是為了防範‘奸民’（也就是王直這樣的人）與倭寇相結合，防範倭寇乘機而入，才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就是說，海外貿易是由官方來控制，而不是絕對禁止。用‘閉關鎖國’來概括明太祖以來的海外政策是不准確的，所謂‘閉關鎖國’引來倭寇更沒有根據。”
倭寇之出現，是與日本的武士階層的特性分不開的。日本學者井上清著《日本歷史》一書中說：“殺人、劫財、強盜為武士的習性。”而在日本自13世紀起的兩次變亂（南北朝對立、戰國時代）之中失去知行領地的武士成為浪人後率先向海外尋求出路而形成海盜。此後，日本沿海大名（如大內、細川）見有利可圖，便加以支持，於是形成有組織的侵略行經。及至王直等漢奸敗類加入以及明代海防廢弛、國內土地兼併嚴重等情況，遂導致了嘉靖時代的倭寇大規模入侵。
由此看見，倭寇之禍是家賊引外鬼的結果，而非什麼民族內部矛盾。明倭寇為患尤烈不僅僅是來自日本海盜的兇殘本性，更是因為有像王直這樣熟知東南兵力部署、地理環境、物產風物的所謂“傑出”人士為倀為嚮導為助力，才會真正形成明際三大禍患之一，最終動搖了明朝的基業。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王直之流不僅僅是做倀，更主要的是他主動的投入到這一“事業”中，還把中國還處於萌芽的海洋之花變成了毒芽，最終成為守舊士大夫們葬送一個大陸海洋夢的口實！



2.倭寇之成因及王直等人叛國之目的——王直帶著鬼子進村了！



關於倭寇之成因，咱們先看看日本學者是如何解釋的。
田中健夫在《倭寇與勘合貿易》一文裡寫道：“因經濟拮据，無法依靠國內（這個國內當然是指日本）的產物生活，所以鋌而走險到海外去。”
這個海外是指哪裡呢？勿庸置疑，是當時的中國和高麗。
其實，田中的這個說法還是照顧本國的面子的說法，台灣學者鄭梁先生指出“倭寇成群結隊的從事劫掠時，非有許多船隻不可。”
這一句說的好！造船是要錢的，何況是造可以跨越東海的大海船，沒錢造得起嗎？因此，他們的行為完全是對財富的貪婪慾望使然。同理可見，王直等人也是在巨大的利益驅動下附逆作惡，為了自己的貪欲而甘心成為漢奸的。以下就是他們作為海盜的掠奪破壞行徑：
嘉靖三十二年，蕭顯攻上海，“焚治所，擄掠子女財帛不可勝數”（《虔台倭纂》）。翌年三月，“賊深入內地，殺掠甚慘，數百里內，人皆竄亡，困苦極矣”。四月，“掠袁花鎮，焚劫甚慘……隨處劫掠人口，”男人做炮灰，女人白天做繅絲苦役，夜晚輪姦。五月，攻韓撖浦不下，殺男女千人洩憤。 “此黨賊留居我土，凡四旬有三日（123天），殺害數千人，盪民產數万家”。六月，賊退石條街，搶劫放火，燒毀數百里房屋。三十四年正月初三，賊襲擊夾石口鎮，放火三日，死者無數。後攻崇德，將當地的絲綿工場搶劫一空。五月犯長安鎮，平民死傷者堵塞了路途，繁華樂土一夜之間化做荒野。犯湖州街市，大肆毀壞掠奪，殺人無算，城邊流血數十里……（《倭變事略》）
以上這些慘無人道的奸淫燒殺，搶劫掠奪的例子不勝枚舉。漢奸們勾引倭寇，將江南富庶之地當作他們發財致富、殺人瀉欲、欲取欲求的樂土，化繁華為白地，變殷實為貧窮，使商賈雲集之所一夜之間盡成瓦礫。倭寇所過之處，人民大量死亡、被擄、逃亡，農業與工商業遭到嚴重破壞。但是王直等輩在掠奪到財富後可曾將其轉化為資本進行過任何增值性的投資與建設嗎？他們只是完全徹底的破壞，然後將掠奪所得飽肥私囊，揮霍一空！對此，那些大喊著把東南百姓生計放在第一位的人為何視而不見呢？還是昧著良心裝做看不見？
資本的萌生需要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來吸引投資，招徠客商繁榮交易。站在北京皇帝的龍庭眺望：向西大漠阻隔，向北極地寒冰，那麼當我們向南張開風帆的時候，王直帶著鬼子進村了！他們進犯的沿海地區正是中國資產階級萌芽的主要地區，他們的燒殺搶劫正是摧毀扼殺這些地方的微弱萌芽的兇殘魔手！試問世界上有哪個繁榮的資本主義是建立在不斷的被掠奪和被摧殘的廢墟之上的，自我中華百年兵連禍結以來自虐情節就不斷困擾我們尋找真理、破開堅冰的腳步。那些倭寇翻案把王直看作民族的脊樑的人不正是那些在我們不斷上升的複興道路上再次把我們拖向愚昧與甘願受虐的繩索麼？警惕啊！美麗罌粟的結晶叫鴉片！



3.倭寇之構成——其中多數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挾進去的



有些人認為，倭寇的主體是中國百姓。認為真倭不過佔30%，假倭，也就是中國人站70%。甚至認為那30%的真倭也是僱傭兵性質。王直、徐海、陳東、麻葉，蕭顯等人才是倭寇的真正首領。
但是，看一支武裝隊伍的主流要看什麼？要看其在為誰服務，看其武裝的性質。否則，封建時代的軍隊主體是農民，卻代表地主階級利益；日本侵華時期在華北、東北組織的偽軍也就會因其主體為農民而成為農民武裝了嗎？而無論哪個時代，都是以少數領導者來支配大多數百姓。
至於投入倭寇的中國人中，其中多數普通百姓都是被蒙蔽、裹挾進去的，還有是元末起兵的張士誠、方國珍殘部逃亡海外，再其餘便是如王直這樣的地痞無賴。且並非站絕大多數。倭寇“隨處劫掠人口，男則導行，戰則令先驅”；“賊以擄民為先鋒，使敵我兵而自脫去”。 （採九德《倭變事略》）
再看戰績：嘉靖四十二年平海衛大捷“真倭首功二千二百餘名顆”；四月二十六日夜，明水軍“衝倭寇船四隻，生擒真倭27名，斬首級20顆”（《譚襄敏公奏議》譚襄敏公即抗倭名將譚綸）。這些戰鬥之中均無“從賊”者，即無中國人。四十三年的仙遊之戰，圍攻之賊“幾二萬”（戚繼光《戚少保奏議》），其中“真倭實有萬餘”（《譚襄敏公奏議》）。可見，真倭絕非所謂的“十之一二”，甚至是倭寇之主力！
大量史實證明，是先有倭寇，而後王直引以為援奧為禍國家民族，一逞個人私慾。沒有王直倭寇還會來，但是有了王直引路，倭寇劫掠便更加得心應手！倭寇在中日曆史上第一次引起如此巨禍，不是王直給倭寇做了指路明燈又是什麼？王直不是漢奸又是什麼？ ！



4.王直等人的真實嘴臉——漢奸



有人說，王直等人是封建時代的資本主義萌芽的代表，是開拓海外市場的先驅者。他們與明朝的對立是民間自由貿易的訴求和閉關鎖國政策之間的對立，並因此將倭寇之禍歸類為國內矛盾。
對於真倭與王直等人之間的關係，明朝兵部尚書楊博如是說：“倭奴非內逆無以逞其貪狼之志，內逆非倭奴無以遂鼠竊之謀”。此誠一針見血之論！充分指出了二者之間是相互利用，狼狽為奸的關係。正是有了這些熟悉內情的民族敗類的指引，倭寇才會在三百年見間愈演愈烈，形成中國之大患！
也有人說，王直等人是倭寇真正的首領。這又是一種謬論。
王直在接受胡宗憲招撫的時候，說日本三十六島都聽他的指揮。這純屬為了獲得談判籌碼而自吹自擂。別說是真倭，便是稱為其部下的陳東、徐海等人也未必聽他的指揮。如果他真的擁有那樣大的權威，在他表示歸附明朝時，陳東攻打桐鄉，他只需下一道命令便可製止，又何勞胡宗憲再使離間計來對付徐海呢？倒是王直在他寫給胡宗憲的書信裡面說出了實情：日本戰國紛爭，沿海諸大名各自派遣海盜，需要“便歷曉諭”和“撫諭各國”，才能“杜絕諸夷”（《倭變事略》）。可見，他不過是那些貪婪大名之中的某一家的走狗而已，而並非倭寇之首領。
其實，王直能居留平戶，也是通過“傾貲勾引”的手段，即向當地日本領主進獻大筆錢財來換取居留權的。所謂的“夷人大信服”，不過是花錢買來的。他在日本人的眼中不過是獲取財富的工具而已，什麼日本人的恩人之說，不能成立。
還有，如果王直真的“征服了日本”，是日本三十六島倭寇的真正領袖，那麼在他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十一月入獄後，倭寇之禍便應當減輕或者杜絕了，但此後的從嘉靖三十七年（1558）正月到四十三年（1564），倭寇又先後入侵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沿海，其規模之大，多至數万之眾，絲毫不遜於王直等人的時代。
再看看與王直同時期的其他漢奸的面目。
徐海本來是佛門弟子，卻被他的叔父徐惟學騙到日本，作為藉款抵押大偶國夷。徐惟學利用這筆錢組織倭寇侵犯廣東，被明守備墨孟陽殺死，於是徐海就要做倭寇，通過劫掠來還債（《天下郡國利病書》）。可見，他的主子還是日本人。
陳東是“薩摩州君（應該是大名島津氏）之弟掌書記（秘書）酋”，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宗憲說服徐海歸降時，讓他捉陳東作為進見禮，於是徐海出千金賄賂薩摩州君之弟，使他將陳東交到了自己的手中，然後現給胡宗憲。 （《籌海圖編》、《虔台倭纂》）可見，陳東這個所謂的“掌書記”不過是一個被日本主子拋棄的可憐奴才而已。
《西園聞見錄》中記載了這樣一段被掠的中國人在倭寇內部的見聞，見聞的主角是“多謀善戰，王直亦憚而讓”（《籌海圖編》）的厲害角色蕭顯。這個被掠的中國人是華亭涇（上海）人楊元祥，他在遭到審問後供述了南翔地方的富庶。倭寇大掠南翔後，楊元祥乞求得到釋放，蕭顯卻先要帶他去見日本船主。 “船主，日本人也，不知其名也。（蕭）顯見叩首，陳（楊元）祥之功”。此後，楊元祥才被放回。可見，這個連王直都忌憚的蕭顯連釋放一名俘虜的權利都沒有，還要向其日本主子叩首禀報，求得同意。如此可憐摸樣，也算是倭寇首領嗎？
《論王直的倒掉————中華的大陸堅定和海洋迷失》一文之中，錯誤的將封建主義自身的缺陷與外來侵略混為一潭。譬如一人得病期間，卻又被另一個人拔刀砍傷，難道砍他的人是在為病人治療嗎？這病人便是明朝，而兇手就是倭寇。如此道理，實在是聞所未聞，更加難以自圓其說。難道如戚繼光、譚綸、俞大猷等保衛海疆、保衛民眾、反擊侵略的民族英雄反而是阻撓中國進步的反動力嗎？
故此，王直之倒掉，實是為國家去一毒瘤，為百姓斬一兇手，為天下除一奸佞的大快人心之事！縱將此人剖肉烹食，分饗江南萬千受害百姓，亦不足抵償其對天下蒼生所犯下的無邊罪孽！



5.結語——究竟是誰阻止了中國的海洋路



綜上所述，倭寇之目的是掠奪與破壞，無論真倭、假倭，都是以搶劫中國大陸的財富為目的，其中還存在著日本各地方政府的指使與組織，他們才是倭寇的真正指揮者。而倭寇的行為則是有計劃的對中國沿海地區的侵略。至於王直等人只不過是為倭寇引路的走狗，出賣本國百姓利益以肥自身的海盜、倭寇侵略中國的幫兇、不折不扣的背叛祖國與民族的漢奸！正是因為有了以他為首的這樣一夥出賣靈魂的奸佞之輩，才為中國本已舉步維艱的海洋路上又設置了一道新的不可逾越的藩籬。究竟是誰阻止了中國的海洋路，已經是不辯自清的事實了！他們的罪惡行徑將永遠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任何為其翻俺辯護的理論也是荒謬的曲解和悖論

[ 本帖最後由 c2255655 於 2008-8-9 10:08 PM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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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學家馮夢龍的小說<喻世明言>中所描寫的倭寇原來倭寇逢著中國之人，也不盡數殺戮。擄得婦女，恣意姦淫，弄得不耐煩了，活活的放了他去。也有有情的倭子，一般私有所贈。只是這婦女雖得了性命，一世被人笑話了。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殺害；若是強壯的，就把來剃了頭髮，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廝殺，便推他去當頭陣。官軍只要殺得一顆首級，便好領賞，平昔百姓中禿髮瘌痢，尚然被他割頭請功，況且見在戰陣上拿住，那管真假，定然不饒的。這些剃頭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著倭勢，還有捱過幾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擋過頭陣，自己都尾其後而出，所以官軍屢墮其計，不能取勝。昔人有詩單道著倭寇行兵之法，
詩云：倭陣不喧嘩，紛紛正帶斜。
螺聲飛蛺蝶，魚貫走長蛇。
扇散全無影，刀來一片花。
更兼真偽混，駕禍擾中華。
楊八老和一群百姓們，都被倭奴擒了，好似甕中之鱉，釜中之魚，沒處躲閃，只得隨順，以圖苟活。隨童已不見了，正不知他生死如何。到此地位，自身管不得，何暇顧他人？
莫說八老心中愁悶，且說眾倭奴在鄉村劫掠得許多金寶，心滿意足。聞得元朝大軍將到，搶了許多船隻，驅了所擄人口下船，一齊開洋，歡歡喜喜，徑回日本國去了。
原來倭奴入寇，國王多有不知者，乃是各島窮民，合夥泛海，如中國賊盜之類，彼處只如做買賣一般。其出掠亦各分部統，自稱大王之號。到回去，仍復隱諱了。劫掠得金帛，均分受用，亦有將十分中一二分，獻與本鳥頭目，互相容隱。如被中國人殺了，只作做買賣折本一般。所擄得壯健男子，留作奴僕使喚，剃了頭，赤了兩腳，與本國一般模樣，給與刀仗，教他跳戰之法。中國人懼怕，不敢不從。過了一年半載，水土習服，學起倭話來，竟與真倭無異了。

東南倭寇亂因
東南倭寇亂因不在與王直一人，而在與腐朽的明朝禁海體制，將東南倭寇亂因歸與王直一人，而忽視腐朽的明朝禁海體制，背離了唯物史觀，掩蓋了歷史的真相此處可見，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王直派人傳話給中國政府，表示願意聽從命令，協助剿除松江各處流民，並希望以此換得明政府開放沿海貿易的許諾。胡宗憲故意製造出一種雙方議和的氣氛，將王直誘捕。由於當時沿海形勢緊張，胡宗憲不敢貿然殺掉王直，許其活命，把他軟禁在杭州兩年多，本希望流寇因為失去首領自行解散，但效果不大。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直被明廷處死
東南倭寇原因是王直等東南沿海人民為了生計而對明朝腐朽禁海體制的反抗，同封建時代農民反抗腐朽的地主土地所有製是一樣的反抗，王直是殺人如麻，但是張獻忠，黃巢等農民起義領導者不也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一樣殺人如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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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由 davewong1209 於 2008-8-9 10:01 PM 發表
sato=倭寇

倭寇=

隨著時間的推演，倭寇一詞所指的，不一定都是來自日本的海盜，明史『日本傳』記載「大抵真倭十之三」，即真正的日本海盜大概只佔三成；而朝鮮正史『世宗實錄』(二十八年十月壬戌)亦記載「然其 ...

你份料唔夠啊..睇我份先全面```

戰地新仔

講真個句我玩巨商個陣內地人要進入香港巨商d人同有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