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三外围之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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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刘表（上）

南方的冬，冷中带些温润。
就在这个晨雾尚未散尽的冬日清晨，襄阳南部一个大城正揉着惺忪的睡眼。这里是楚国的故都郢，一度是南方最繁盛的都市。而今，楚国旧都的辉煌已成昨日的记忆，战国的一页风云散去，今天它的名字叫宜城。
古老的宜城被一串急促的马蹄惊醒了，它惊讶地看到一位年近五旬、高大温伟的中年人行色匆匆绝尘而来，来者正是新任荆州刺史刘表。

刘表，山东邹县人。身高一米八几，长得比较“温伟”。假如你不知道什么叫“温伟”，去找个山东帅哥看看就清楚了。他是汉景帝一位姨太太的儿子鲁恭王的后代，和刘焉同出一支；而刘备则自称是汉景帝另一位姨太太的儿子中山靖王的后代。也就是说，刘表的某代祖宗和刘备的某代祖宗是一个爸生的。这位鲁恭王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口吃且好玩耍。他唯一的事迹是在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拆孔子故居的时候从墙里拆出来一本古文《尚书》，这件事情在儒家学派发展史上比较有影响力。
而刘表，生于公元142年，应着张爱玲的那句“出名要趁早啊”，刘表很年轻的时候就是名人了。他分别在三个不同版本里成为四个不同组合的成员：《汉纪》说他是“八交”或“八顾”之一，《汉末名士录》说他是“八友”之一，《三国演义》说他是“八俊”之一。当时类似的组合有五个，并且含金量大小也是不同的，基本是：三君 〉八俊 〉八顾 〉八及 〉八厨。“君”是举国崇拜的偶像，“俊”是牛人，“顾”是引人向善的好榜样，“及”是能劝人学习好榜样的人，“厨”是舍得花钱救人的人——总之没有一个坏字眼。“三君”组合在当时是十分火热的，远胜于今天的F4之流，不知有多少“君粉”“俊丝”们为了自己的偶像而破家亡身。
这些组合，都是读书人出身的官僚集团，是当时宦官、外戚而外汉末朝堂之上的又一派势力。他们得到太学生的拥护，一度做到很高的官位，并且引导着当时的**导向，常常聚在一起品评人物——说这个是君子那个是小人云云。说到后来，矛头竟都是指向宦官的，于是遭到宦官的反击。有几位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宦官，说这些人老聚在一块，就是“党”；党里的成员，就是“党人”；孔子说了，君子群而不党，所以党人就不是君子而是小人；党人既然是小人，被小人攻击的宦官就是君子。
宦官们不独在理论上把“党人”归成坏蛋，并且通过影响当时的皇帝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打击党人，措施之最烈者，就是不允许党人做官，这就是“党锢之祸”。刘表是党人里的头面人物，自然不独在禁锢之列，且在缉捕之列。刘表和其他党人一样逃跑。由于刘表和“三君”之流比起来，只算二流名人，所以没遭到官兵的穷追猛打得以逃走。

如果刘表就此隐居，那么顶多在《后汉书·党锢列传》里附上“刘表”的条目，下面罗列若干行状一百来字就结束了。然而，黄巾起来了。
黄巾起义，解党禁。大将军何进征召名士，刘表也在被征之列，做了北军中侯。北军中侯可以监管首都两支军事力量之一——北军，但实际上实权并不很大。天子脚下有的是王公卿相，一个六百石的北军中侯算得了什么？
在这个位子上呆到第六个年头，何进死掉，董卓进来，又经历了一番热闹，而这热闹之中，刘表只是个局外人，直到第七个年头。
关东军讨董，孙坚一路北上，杀了荆州刺史王睿。董卓便派了刘表接王睿的班。刘表上任，并没有带自己的班底，而是单人匹马。荆州的州治在武陵的汉寿县，最繁盛的**经济中心却在南阳的宛县和南郡的襄阳县。然而刘表却既没去汉寿，也不去襄阳和宛城，而是去了宜城。这一来是因为汉寿已是明日黄花，而宛城和襄阳则分别在袁术和农民起义军的手里；二来，是因为他已经在宜城约了几位朋友。

这几位朋友，是襄阳人蔡瑁，中庐人蒯（kuai，上声）良、蒯越。蒯良蒯越是兄弟，据说是西汉初年辩士蒯通的后代。刘表首先分析形势，当时的荆州一共有这样几派势力：一是南阳的袁术，二是长沙太守苏代，控制了荆南，三是华容县长贝羽掌握了南郡的一部分，四是襄阳在农民起义军张虎和陈生的手里，五是盘踞荆州各地的“宗贼”。三国志注上说“江南宗贼盛”，这里的江南，指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包括湖北南部和湖南几乎全境。而今天的江南，当时叫“江东”。至于“宗贼”，则是聚族而居的大族大姓，在这里大约是指南方丘陵地区以宗族为单位的地方武装。东汉一朝，豪强宗族势力很盛。他们以田庄经济为基础，建立起具有经济、军事功能的“坞堡”，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甚至可以“闭门为市”；军事上可以抵御外来入侵。这样的坞堡，像一个个啃不动打不死的乌龟，附着在荆州大地上。
刘表问话了：“宗贼的问题比较严重。第一，袁术会利用他们来反对我的统治；第二，他们把人口都控制了，我征不到兵；第三，就算征到了兵也怕受了他们的鼓惑跑走。怎么办？”首先回答的是蒯老大蒯良。
老大说：“众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义不足也。如果您老把仁义修炼到家了，老百姓来投奔您就象洪水哗啦啦地往下流啊！您还怕什么呢？居然还在这里问征兵的办法！”
刘表心想：屁话！论清谈的功夫，我还是你前辈！于是转过脸来看老二的意思。老二蒯越先过渡了一句“治平者先仁义，治乱者先权谋”作为对大哥的反驳，然后继续开展自己的立论：“袁术打仗狠，但决断慢；苏代和贝羽更是没脑子的武夫。只有宗贼比较讨厌。我以前和他们打过交道，可以把他们从乌龟壳里引出来，主公你再斩掉他们的龟脑袋，就OK了。”
刘表听了感觉大有道理，心想这老二看来比老大厉害啊！但嘴上却各夸一句说：“老大所说的，是雍季的治策；老二所说的，是臼犯的谋略。”雍季和臼犯，是晋文公的两位大臣。晋文公去打仗，问这两人怎么办。臼犯说用诈，雍季说不能诈，诈|骗是不好的，不利于树立诚信。结果晋文公采用了臼犯的诈计，回去却表扬了雍季的诚信论。刘表用了这个典故，安慰了蒯老大，却用了蒯老二的计谋，邀请了五十五个宗帅，砍下了五十五颗人头，把这些人所留下的军队接管，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然后在军事力量的支持下，派了蒯老二单骑进襄阳城，说降了当地的农民起义军首领。至此，除南阳以外的整个荆北都已经在刘表的掌控之下了。

现在，我们回头分析一下蒯家兄弟的言论。蒯老大是典型的儒家门生，其特点是说话不用脑子而是用经|文。他的这一段论说，显然是采了《论语》里“季氏将伐颛臾”中“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论调。而蒯越，则是纵横家遗风，相当实用主义。在他的字典里，没有有道德的，只有有价值的。难怪《傅子》一书只说蒯越是蒯通的后代，而蒯良，早已经被儒家熏陶过去了。再看这两人之间的刘表，显得十分清醒。他外儒而内法，深得用人之道，同时也自喻为晋文公，流露了自己的胸襟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