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政策陷僵局 學生激進到何時？|中環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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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世代之爭勢頭既現，應順水推舟，讓矛盾充分暴露後徹底解決，關鍵在佔中後的青年政策。香港的世代差異絕非源自青年升學、就業、置業難等形而下層面，而是涉及自由自主、價值取向等意識形態，用舊思維去規範新世代，是當前僵局的一大主因。

青年的態度決定了國家和社會的未來走向，由年輕學生為主導的佔中運動擾攘已近兩個月，但至今仍未有和平解決的跡象。這項香港回歸以來最大規模的民眾運動雖以爭取「真普選」為號召，實際上卻是由二十一世紀全球扁平化、市場一體化，以及信息普及化等三大因素互動所造成，是新一代年輕人對舊意識、舊體制和舊秩序的徹底反叛和抗爭。

「世代之爭」的勢頭既現，就應順水推舟，讓矛盾充分暴露，然後徹底解決，並將壞事變成好事，關鍵點就在佔中後的青年政策。

1928年，胡適在上海江華大學以《五四運動紀念》為題發表演講，指：「一個常態國家，政治的責任在成年人，年輕人的興趣都在體育、娛樂、結交異性朋友；而在變態的國家，政治太腐敗，沒有代表民意的機關存在，那麼幹涉政治的責任必定落在青年學生身上。」

事實上，任何社會都不能忽略青年的教育和發展政策，更有責任妥善照顧青年的需要，以及引導青年對社會的投入和參與；否則，將可能需要承受出現大型群眾運動甚至社會動盪風險的後果。

近年在多個國家和地區湧現的「顏色革命」雖各有因由，但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青年群體表現得特別活躍和堅決，並在整個革命過程中，發揮宣傳發動和衝鋒陷陣的主導作用；而青年的政治立場、價值觀念、思想和行為取態等，都很大程度上影響並決定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發展道路與方向。香港的佔中運動發展軌跡亦如出一轍，這是一個清晰而嚴峻的警訊。

歐洲議會議員、歐洲青年論壇副主席妮維達洛娃指出，歐洲青年人是歷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但卻是在就業上遇到最大問題的一代。年輕但輕狂、追求自我成就而不願妥協、沒有機會實現價值、對社會充滿指責和怨恨，這一代青年的「失落」正從歐洲向全球蔓延，他們認為獲得的機會遠達不到自己的期許，甚至放棄對未來的希望。

在香港，經濟和產業結構均已進入成熟期，傳統「讀書有出頭」的精英主義、「肯拚就會贏」的獅子山下精神均已脫節過時。這種世代差異，絕非源自青年升學難、就業難、創業難、置業難和向上流動難等形而下層面，而是涉及自由自主空間、活動創意空間，以及生活方式、價值取向等形而上意識形態，用舊思維去規範新世代，正是當前社會甚至政治僵局的一大主因。唯有認清差異、對症下藥，才可制訂適當的佔中後青年政策。

第一，香港的青年政策始於《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報告書指參與是次騷亂事件的大多是青年人，被捕者主要是二十五歲以下教育程度低、工資低、居住環境差，並對警察非常反感的青年人，這次騷動再加上翌年的「六七暴動」，港府由此制訂以控制、斬根（割斷與中國的連繫）及同化為手段的首份青年政策，而香港經濟亦自此起飛。有關背景對今天的佔中運動，有相當大的參考作用。

第二，現行的青年政策基本上是零散和支離破碎，以配搭形式散見於政府各個不同的社會政策之中，各自為政且大多數都是屬於補救性政策，亦即在問題產生之後才制定，缺乏長遠目標及清楚的發展方向。最重要的是，有關政策未曾觸及到年輕人發展的深層次問題。因此，政府應重整行政架構，並以公開諮詢形式制訂青年發展藍圖，確保配套支援到位，以協助青年面對挑戰和實現理想，推動世代輪替和社會可持續發展。

第三，對於當前的青年問題，社會賢達智者早已高見紛陳，例如成立協助青年創業和參政議政的青年事務局、鼓勵社會企業聘用年輕人、協助年輕學生到中國內地和國際機構實習培訓或以借調形式工作、設獎助學金去協助年輕人到海外留學或工作旅遊，成立由青年自主管理的創意機構、檢討通識教育及基本法宣傳，以及協助青年人首次置業等。這些建議可操作性強，亦能短期起效，但這是「見招拆招」式的舊思維，今天需要有能應對「Me世代」境況的新視野。機會在轉角，就看政府的魄力和包容，能否認真聽取年輕人的聲音，並制訂以他們為主、為尊、有實質參與的新青年政策？

第四，青年政策關係到社會未來的發展，以及最少一整代人的發展，茲事體大，最少應包括四方面，一是讓青年政策有別於其他政策，可以加入偏向理想化和開創性的內容；但應設定目標為本的原則，以免出現超乎現實的空洞。二是強化年輕人在青年政策制訂和執行過程中的自主性和參與性；但需加強程序管理，作為管控手段。三是要改變以資本帳形式的管理模式，改為社會成效為評核依據，就此應在公開諮詢青年政策時，一併探討並制訂全新的成效指標。四是要有充裕的配套支援，特別是有相適應的政府資助體驗方式和具挑戰性的活動，作為對政策措施成效的總檢閱。